1、照顾过第一位老人后，老曾的“名声”便传开了，很多家庭排着队提前预定让老曾上门。每次上门之后，只要没有特殊情况，老曾基本都照顾老人直至其临终。每照顾完一个老人，家属们都会提着老曾爱喝的白酒，亲自到家里来表示感谢。
2、从区域对比来看，在被视为养老重难点的广大中西部农村，由于农民家庭支付能力的有限和地方财政资源的相对紧缺，养老护理员的职业化道路推进缓慢。即便是老曾这样缺乏专业资质的护理员，似乎也难以找到。3、“高配”的政策导向，却推高了养老服务供给方（市场主体）的成本和养老服务需求方（农民家庭）的成本，由此造成供需双方均被“挤出”的结果。最终，大量资源的投入可能只是“一厢情愿”和“自我感动”。
老曾今年已经76岁，自2019年以来前前后后已经照顾了乡镇周边的5位老人。这些老人基本在70岁以上，其中有4位是中风卧床，还有一位痴呆经常容易走丢，而他们的子女大多在外务工经商，老伴也去世，只剩一人独自在家。万般无奈之下，这些家属便想到请人来专门照顾。
其实，子女们在请人照顾之前，经济上的考虑固然重要——和外出相比，专门安排一个劳动力照顾老人经济成本更高，但更困难的则是要过自己和父母的“心理关”。毕竟，一直以来，“我养你小，你养我老”是民间最深层的伦理共识，在老人不能动时，由子代亲自照顾是理所当然的责任。相较于观念变迁更为快速的中年一代，一些老人往往“想不开”。由此，围绕到底要不要请人照顾，父代和子代之间总要进行一些或明或暗、或长或短的心理博弈。在这场心理博弈之中，被视为底线的照料也常常在老人对子女的“体谅”下妥协。
即便在子代博弈“成功”之后，也还存在问题，找谁来照顾老人？一些家属表示，在找到老曾之前，也找过其他人，但是大多数人不愿意干。无疑，照顾老人不是人人都愿意干的活，“给老人擦屎擦尿”“半夜老人喊要起来”“闹脾气要哄着”，这些都是日常。并且，和照料同样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小孩比起来，“衰老”本身就被赋予了“绝望”“死亡”等种种让人拒斥的标签。
在照顾过的老人家属看来，老曾的优点是“会做饭、不怕脏、脾气好、有责任感”。而且，作为一个男性，在照顾同性老人方面，这些优点就更为难得。老曾的想法是，虽然自己年龄也不小了，但是身体还算不错——劳动了一辈子的人，总愿意找点事干。再说，每个月照顾老人能拿2~3000元，也算一笔不少的收入，刚好攒下当养老钱，不必给子女添负担，自己用起来也自在。
于是，自从照顾过第一位老人后，老曾的“名声”便传开了，在乡村熟人社会的口耳相传中，许多有失能老人但无力照料的家庭都来找老曾，排着队提前预定让老曾上门。每次上门之后，只要没有特殊情况，老曾基本都照顾老人直至其临终，时间短的有近半年，长的达到一年多。令老曾比较欣慰的是，每照顾完一个老人，家属们都会提着老曾爱喝的白酒，亲自到家里来表示感谢。因为自身体力原因，老曾不可能顾得上所有前来委托的人。不过，面对未来，老曾的规划是，只要还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对方要求不算太高的话，自己都还愿意继续干。无论如何，像老曾这样的人，在当前的照料市场上还是“供不应求”的。
老曾的“供不应求”并不是特例。身处江汉平原，和许多中西部农村一样，青壮年劳动力常年在外务工或者经商，即便在本地上班也难以兼顾老人的照料。这反映出广大欠发达农村一个普遍而残酷的现实——对失能老人来说，在被视为“孝”之基础的“能养”层次，一些家庭逐渐“心有余而力不足”；在家庭之外，社会化的照料服务作为一种替代性选择，仍然处于萌芽状态。
今年暑假，笔者及团队在中部S县调研时发现，当地养老机构发育较早，相应的养老护理员数量也不少。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契机：在欠发达地区，留得下来的护理员到底是什么样的？
直观来看，S县的护理员群体并不符合当前政策的职业化导向，可以说是“低配”的：年龄结构偏大，以中老年女性为主；学历偏低，小学和初中学历者居多；不完全持证且主要是初级和中级护理证。然而，事实表明，这些护理员群体较为稳定：经过前期培养和考察之后，除了家庭和身体等原因退出的，其从业时间大多在5年以上，最长达到10年。并且，在服务的过程中，当地接受服务的老人普遍反馈服务效果较好，甚至许多老人和护理员都建立起亲人般的关系。
那么，为何这些“低配”的护理员反而能提供相对“高质”的服务呢？
经过对多名养老院院长和护理员的访谈，我们发现，护理员的“低配”和服务的“高质”这一对看似悖论的关系，却是供给方和需求方的双重动力共同塑造的合理化产物。——从供给方的角度来看，县域富余劳动力群体具有较强的动力进入护理员行业。当地护理员平均年龄为55岁，男性则普遍在60岁左右，在正规劳动力市场上，这些群体是被排斥的。但是，从客观上来说，这一群体的一些人依然年富力强，而且家庭负担也不重。同时，他们都有着积极的挣钱动力，要么是支持子代家庭发展，要么是为自己攒养老钱。不过，如同许多中西部县城一样，S县的本地就业机会并不多，即便如餐馆洗盘子和超市服务员的工作也更愿意要年轻一些的，这一现实造就了上述群体的被动失业处境。
在这一背景下，一些人将目光投向了养老护理员这一新兴职业。总体来看，S县养老护理员工资平均在3000元以上，工作时间基本上是“早起且晚上需要帮助老人起夜，没有固定休息日”。这在具有较大选择空间的青壮年劳动力看来，是没有任何吸引力的，“工资低且磨人”；但对在正规劳动力体系中没有任何竞争优势的中老年群体来说，却是一份“工资不低、较为稳定且不怎么累人的活”。
——从需求方的角度来看，农村养老服务的强情感和弱技能特征决定了中老年群体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几乎每一个访谈到的养老院长都提到，相比于专业化的知识和技能，用“心”的态度是首要的也是决定性的。这里的“心”主要是指“耐心、爱心、细心、责任心”，这些都是护理老人这一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因此，几乎所有养老院长在筛选护理员时都会考察其是否有“心”。在试用期，尤其要看在面对“最坏的情况”时，护理员对老人的态度是怎样的——最直接的标准是“嫌不嫌弃老人”，比如老人大小便失禁时是否会对老人发脾气、能不能耐心处理各种意外突发情况。简单来说，“只要不嫌弃，什么都能干好；嫌弃老人，怎么干都不舒服。
”在保证有“心”的前提下，护理技能的学习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对于绝大多数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照料来说，护理主要是要掌握一些基本的日常护理技巧，比如怎样给老人穿脱衣服、怎样给老人翻身擦洗、怎样安全推轮椅，等等。对于完全没有护理经验的中老年人来说，这些技巧的学习基本上经过一周左右的培训就能够学会；如果是有过照顾自家老人经验的，则更加容易上手。并且，相较于年轻人，中老年群体有着“天然”的情感关怀优势。一位养老院长生动地描述，“年轻人对老人可能只是抱着一种片面的同情，但是有过家庭生活经验的中老年妇女其实更能理解老人的心理，能找到更多共同话题，知道怎么让他们开心”。
如此看来，在S县这一典型的欠发达地区农村，“低配”的养老护理员能够提供“高质”服务的内在逻辑在于，供给方与需求方实现了相对有效的契合，进而实现了服务的稳定维系和再生产。
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所谓的“低配”，实际上是按照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高配”标准而言的，或者说是一种终极的理想目标。固然，理想总是美好的，并且体现在养老上更有着道德上的绝对合法性。然而，值得警惕的是，在不尊重客观实际的情况下，对理想的完美主义追求往往会带来无效供给的反面结果。
其实，在当前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一些领域，“完美消灭供给”的倾向已经开始出现。比如，笔者及团队前年在中部多县域的调研就发现，一些地方政府投入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建设大型养老机构和养老产业园，然而建成之后却大量闲置，原因正是在于“太过高端、没有市场”。同样的，正在推行的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高标准（要求配齐“六室”，包括休息室、图书室、棋牌室、健身室、舞蹈室和老年餐厅）但难以经营的道理也在于此。
在一定程度上，政府的政策供给可以不计成本，或者说主要考虑政治成本，因而可以实现“高配的理想”。然而，“高配”的政策导向，却推高了养老服务供给方（市场主体）的成本和养老服务需求方（农民家庭）的成本，由此造成供需双方均被“挤出”的结果。最终，大量资源的投入可能只是“一厢情愿”和“自我感动”。
因此，考虑到当前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内部巨大的区域差异，在民生政策导向上，必须尊重一时一地的实际情况。尤其需要看到欠发达地区农村的特殊性，其一方面体现为养老问题凸显的资源弱势地区，另一方面却也潜藏着积极应对老龄化的人力资源和传统文化优势。只有同时理解其弱势和优势所在，才能以切合实际的政策来促进供需的有效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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